我的母亲于2002年11月13日去世，时至今日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之久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回想起我的母亲，总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无限的思念。

　　我母亲名叫郭凤英，生于1920年7月15日，一生生育了9个儿女，其中夭折了3个。生存下来我们兄弟姐姐6个人。

　　从我记事的时候，我的大嫂、二嫂已娶过门，那时候家里人口就很多，成10口人。我母亲不仅要抚养我们几个儿女，而且还要抚育孙子。同时，承担家庭的做饭、穿衣、缝补洗浆，家里里里外外，一一都要操劳。

　　我母亲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缠过脚，走起路来很不方便。母亲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人性格很开朗，也很有眼光。在五、六十年代，尽管家里光景不是很好，但母亲还是让所有的儿女、孙子都去上学堂。我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让娃娃们去学校上学，识字学点文化，将来走州串县，给公家干事。”日后，当我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七下江南，九次进京，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兄弟姐姐5人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当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为老百姓干一点事，并小有成就的时候。耳边总会回响着母亲当年的那句话，如今已变成现实。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生我的时候，难产。那时50年代后期，我们那个公社医院，连个妇产科大夫也没有，又是在家里生，一下午我生不出来，当时医生到我家，身边刀子、剪子、钳子放一大堆，医生建议生不出来，保大人，要将我卸件件。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母亲忍着痛苦，直到天快黑了，才将我生下。我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日子很长，我饿的实在不行了，我到母亲家，那时母亲家生活也很是困难，也没有什么零食，母亲听我说饿了，立马就从鸡窝里拿出了母鸡刚下的一个鸡蛋，给我用铁勺炒的，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狼吞虎咽地就几口把炒鸡蛋吃个尽光。至今我还记的那铁勺炒鸡蛋的香味。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了我的叔父家。但是，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过继给叔父家后放弃对我的关怀，反而对我牵挂更多了几分。

　　60年代，先是三年自然灾害，紧接又是“四清运动”，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整天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各种运动中去，生产抓不上去，人们的生活普遍很穷，农村更是苦不堪言。我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要每位同学向班上交一毛钱扫帚钱，别的同学都交了，我还没有交上去。我只好找母亲，母亲东拼西凑才给我凑齐了一毛钱，我才算交了班上的扫帚钱。

　　70年代，由于我父亲参加解放战争，仗打完了，全国解放了，后服员到家乡，五、六十年代先担任人民公社社长，社长落选后，又回到我们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被造反派夺了权。父亲一气之下，于七十年代就举家迁入延安县柳林公社赵庄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当时农业基础设施还不错，有几百亩坝地，基本可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母亲在那个村只住了两年，中间回老家看过儿孙一次，回来看到留在老家的儿孙生活的十分苦难。回家后与父亲商量回老家，态度坚决地回到了我的老家。我记得母亲回到老家时，我高兴地几夜睡不着觉，总算疼爱自己的人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小时候，我三哥长我两岁，我与他在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我三哥的脾气不好，与我经常发生打闹，每次母亲总是护着我，总是批评我三哥，总是我三哥的不对，又安慰上我几句好话，我总是得意的很。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母亲是因为我过继给了叔父家，才更对我疼爱有佳。

　　70年代，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唯独我的凳子上总是绑着坐垫，这个坐垫是用零星布头，按颜色图案兑成棱形，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办公室仍然常坐着母亲缝制的坐垫。

　　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参加劳动，那个时期在我的记忆当中，是农村最苦的时候，我家生活困难，母亲家里也一样困难，母亲家里只要吃好一点的东西，总是稍话或者给我留着。我可以说我是幸运的，我同时享受着养父母和生父母双重的疼爱，这也是我一生最为快乐的一个重要因素。80年代初，我已参加工作，我妻子生了孩子，母亲与养母轮流地照顾。妻子上班后，孩子尽管送到养父母家，由养父母带，但我母亲也经常到养父母家帮着带我的孩子。

　　80年代末，我的工作由县里调到地区，家庭生活仍比较困难，特别是我全家迁入延安城后，无立足之地。那时，举全家之力购买了一套楼房后，更是日子过的很紧。我住上新楼后，将母亲接到我的家。母亲看到楼房新门亮窗，很是高兴。但是，母亲仅住了几天，就看出我家生活困难。一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100元钱，递到我妻子手里，“说我看你们钱很紧张，这是众人看我给我的钱我攒的，你们拿去买菜去。”当时，我和妻子听了母亲的这番话，颇为感动。从此，我妻子对我的母亲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关心和照顾。由于，我妻子在两岁时，生母就去世了，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我的母亲总是对我的妻子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亲。

　　我在延安工作的二十多年来，母亲经常到我家里住，不论我在七里铺，还是南关街住，那时，母亲已七十多岁了，不会用燃气灶，在我和妻子上班后，总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将中午饭的土豆把皮削掉，将豆角筋抽了，搬成了段。当我和妻子下班回到家，就省了好多饭前的准备工作。

　　我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后，母亲见找我来打官司的人很多。又对我说，“干公家事，要对老百姓要好一点，更不能给人家耍态度，办事要公道正派，不要贪图人家的毫毛小利。”我时常记着母亲的告诫，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访了近万人，办了二千余件案件，均未与当事人发生过一次冲突。

　　2002年11月份，我去北京出差。在北京接到五弟打来电话说母亲已病，当我刚从北京回到延安，于11月12日中午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下午即回到母亲家。我与妻子回到家，见到母亲在炕上睡着，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心里还明白，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握着我妻子的手，想说话但已表达不出来了，只是紧紧地握着我与妻子手。我与妻子一直陪母亲到深夜，母亲示意我和妻子晚上回养父母家里住。不料想，母亲第二天即11月13日12时15分就去世了，享年83岁。我很后悔没有最后陪母亲一夜，日后，我追悔莫及。

　　90年代末，那年我们全家给父亲祝八十大寿，在那次，父母就去叮嘱说，“这一次祝寿，你们兄弟姐姐几个都在一起，老四（我排行老四）从小就给你们叔父抚养去了， 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老人，担子不轻，将来你兄弟几个都要帮他。特别是养父母后事料理，你们兄弟几个人平分负担。”日后，母亲也再三叮嘱我的大哥。后来我们兄弟姐姐几个都按照父母在世的叮嘱去做了。

　　如今，我也已年过半百有余，也儿孙满堂，特别是最近以来，我也将要卸任公职解甲归田，安享余生的时候。每当我回想起母亲一生起鸡叫睡半夜，没明没黑的劳作，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养育我们兄弟姐姐6个子女，同时，还抚养了17个孙子和孙女。母爱无言，恩深似海，点点滴滴，又怎能言说得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