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大力作。它一发表，便引起中国文学界，评论界和阅读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活着》是人们普遍认同作家艺术转型的标志，还因为作品获得了意大利文学奖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外国文学最高奖。那么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读者灵魂深处的那根弦呢？正是主人公福贵对苦难的承受力及其所展示的生命韧性。《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就是福贵一家人的一部死亡史，是福贵一生的苦难史。面对死亡的一次次重复，福贵痛苦但却承受下来，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人世间。本文将从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面对苦难仍生生不息的精神根源——福贵精神和生命哲学观方面对福贵在苦难中所体现的生命韧性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的一生是一首富有韵味的苦难诗歌。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他经历了无数的沧桑，看尽了生命的起落和世事的变迁。正是这充满悲情的一生，体现了其无法磨灭的生命韧性。
福贵的一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家境败落前，在这个阶段福贵简直是一个“逆子暴君”的形象，小时候“无可救药”，长大后喜欢往城里跑，而且过着一种吃喝嫖赌、虐待老婆、放荡不羁的生活。由于这个阶段福贵的家境还没有败落，物质上比较富裕，他也没有经受什么大的苦难和不幸，所以这个阶段是福贵一生过得最快活的时间。
当福贵把祖辈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田地和房产换成三担铜钱挑送给债主的时候，苦难与不幸开始与他形影相吊，福贵“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无福无贵，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以至于没有喘息的时候。父亲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全部信心，从粪缸上跌下来摔死了。福贵也被迫沦为佃农，租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经历了从山峰跌落谷底般的人生重挫，直至被逼到生存的边缘后，福贵才开始清醒了，从此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在田地里讨生活，勤勤恳恳地做起农活，也学会了关心妻儿。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亦真正开始，他为病重的母亲到城里请郎中时被抓壮丁。两年的血雨腥风使他饱尝生存死亡之苦后，终于死里逃生，回到魂牵梦绕的家，却发现母亲早已病故，女儿也因一次高烧而永远失去了听说能力。接下来的日子，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着福贵的脚步：活泼健壮的儿子有庆突然死于一次医疗献血；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善良贤惠的妻子家珍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老实能干的女婿二喜死于工地的意外搬运事故。
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向福贵一步步靠拢，甚至一次次摧毁了他亲人脆弱的生命。但是面对人生如此巨大的苦难和不幸，福贵并没有去反抗，而是选择了默默地承受。他不断希望又不断毁灭，苦难和不幸使他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生命韧性，并且支撑着他被动但坚韧地活着。这个承受苦难和不幸的阶段是整部小说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阶段，福贵的内心世界一次次地遭受着毁灭性的冲击，这种极度状态下的生命个体的挣扎和希望被无情地剥夺了，苦难和不幸伴随着贫困和死亡一一降临，福贵在贫困和死亡景观下的个体生命活动透出了一种悲壮感。小说中人物的连续性死亡让人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福贵的活着却再现了生命的韧性。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小说中福贵承受苦难的过程也正显示了这种力量。接二连三的丧亲之痛并没有击垮他，苦难愈重，生命因忍耐而愈显坚韧。这是一种宽阔的忍耐，哪怕厄运极不公正地一次次加之于自己的亲人身上，福贵都能宽容面对，忍而受之。整部小说都因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去包含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并且安然地活着。
苦根吃豆子撑死以后，福贵便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福贵在经受苦难和不幸之后呈现出了一种超然和生命的自在之态。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这种对生命的淡然态度是一种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也是福贵对生命理解之后的一种知命。当然这超然和知命并不是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苦难经历已经变得麻木，没有感觉，他之所以用如此平静的口吻来谈死亡是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情感打磨，他喜怒哀乐的表达已在这情感打磨之中变得舒缓，甚至被淡化。这种越是平静的语气背后其实是充斥着越浓厚的感伤与悲剧感。
纵观福贵的一生，他历尽了生命的艰苦与磨难，饱尝了人生的痛苦与辛酸，走遍了人生道路上的崎岖与坎坷，从物质富有到物质赤贫，从物质赤贫到精神的贫穷，身边的亲人接连死去，生命被现实一次次击打、撕裂，一次次被动乱逼到死角，但生命的韧性无限，福贵毅然坚强地活着。因为活着本身就是胜利，也是生命的最大意义。正如余华所说：“我决定写下这样的小说，就是《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总之，生活的苦难和不幸不但没有摧垮福贵，相反，它促使了一个新的福贵的诞生，清醒而理智，从容而坚定，一丝不苟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福贵的活着好像专门要证明给人们看：生命到底有怎样的韧性。
二
《活着》是以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生活史为线索，想写“我所了解的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所有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不是‘活’过来，而是‘熬’过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许多熟知这段历史或亲历这段历史的人，纵使跨过了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依然可以从空气中嗅到那令人窒息的感觉。在此，福贵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符号，他是中国无数受苦受难的农民中的一位，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那个时代农民的代言人。实际上，福贵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能指，已使福贵不仅属于他所处的时代，而且是整个民族千百年来文化积淀的活化石。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面对一次次的战乱动荡，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淳朴憨厚的农民是社会中最弱小最无能为力的一群。他们的命运始终是被动的，要想活着，只能忍饥受苦逆来顺受。也就是说，在宏大的历史背景面前，相对于秦王将相，农民们这些处于底层的小人物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来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只能顺其自然，听从命运的摆布。在此，所有的反抗和争辩都是徒劳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承受生命之轻”，被动无奈地活着。于是忍耐、顺从的观念早已在他们脑海中生根发芽。中国文学大师鲁迅批评中国农民是最落后、最愚昧的一群。可是，我们应该想到这是几千年来社会对他们可怕的压抑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面对生存的困境和威胁，人都有自我防御机制。人类长期以来的痛苦经验由于积累而逐渐获得遗传性质，因此能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内心里，这样便形成了原始压抑。”受到社会动乱的一次次冲击，安定的生活一次次被毁灭，使得他们一面对生存的威胁，就特别地害怕，只好努力从土地上寻找慰藉。这便促使他们产生了对大地的依恋之情。他们就是依靠着土地才得以生存下来，只有在土地上辛勤劳动，他们才感受到了生存的脚踏实地。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广袤的土地永远是他们精神依恋的故乡。正是这土地，给了他们生的希望、生的勇气、生的力量。哪怕死后，他们也希望葬在他们为之劳碌一生的土地上，这就是农民们最简单的理想，他们只希望安安分分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如此“活着”就是他们的始终目标和最大幸福。世事变幻，金钱、仕途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活着才是真实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福贵与龙二、春生人生道路的对比上。地主龙二，在土改期间，死抓住财产不放，结果为此送掉性命；春生，本是福贵一起从枪林弹雨的死亡线上逃出来的，应该对生命格外珍惜，却也在文革中不堪忍受批斗和屈辱，上吊自杀。
福贵一直在他家的五亩地里辛苦劳作，但是仍然挣扎在贫困的边缘，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福贵如此艰难地活着，直接或间接地是由动乱造成的，是社会对他可怕的压抑造成的。但是福贵并没有抱怨，是土地给了他慰藉，接纳了他的悲喜、爱恨。但是我们近乎惊讶地发现，当福贵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仍然活着，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居然让我们感到敬畏。这正是作者余华所着力表现的，也就是他所说的“活着本身的力量”。在剥开覆盖于生命之上的层层包裹后，我们赫然发现，原来生命本身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们的生命、生活以及一切意义和财富。
生命中的痛苦是不容逃避的，痛苦与生俱来。列夫·托尔斯泰就说过：“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的痛苦。”然而如何去消解造成痛苦的这些苦难和不幸呢？叔本华说：“唯有死亡才是我们苦难的终结”，他给我们指出了人类苦难的终极归宿是死亡。但是在余华笔下，死亡并不是苦难的终结，福贵的外孙取名苦根，就似乎暗示了人类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还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可见，这种苦难“是一种本源性质的苦难，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政治层面，因此，这种痛苦就是无法拯救的永恒的痛苦。”)但是经历再多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的是要有面对苦难的信心与勇气。这不，作者余华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福贵精神。当老年的福贵坐在田头嗔怪那头命名为“福贵”的老牛偷懒，并用“家珍”、“凤霞”、“苦根”等亲人的名字命名的老牛（其实根本不存在）激励它时，这时的福贵已经获得了一种人生，“一种活着的真谛——福贵精神，即牛精神”。这是一种顽强隐忍、自我鞭策的精神。这种憨诚平实的精神本身就蕴含了主人公福贵对生命的巨大承受能力和生命自身的韧性。面对苦难和不幸的一次次降临，福贵的内心始终是敞开的，如同敞开着的土地，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也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去，用博大的胸怀来消融它们。正是这种苦难和包容一切的忍耐成就了福贵宽广、坚韧的性格，使得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也变得可以承受了，以至于在亲人纷纷离去的孤寂下，福贵也能够毅然顽强地活下来。这种活着的背后，包含了其对活着的全部理解和信仰。因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福贵是弱者中的弱者，因为生命坚韧的顽强张力，福贵又是强者中的强者，他被无常的命运颠来簸去，不由自主，但命运终究还是奈何不了他。福贵正是社会最底层普通百姓的典型代表，福贵精神也正是普通百姓面对生活和命运后的选择，也是那些曾经经历了苦难和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们常会丢失又总在寻找的东西。福贵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福贵”是笼罩在他们前方的幻影，是牵动他们生存下去的引力，为了这个幻影他们宁愿付出一切。当然在付出的道路上，他们又获得了一种美，那便是他们用整个生命寻找到的顽强隐忍的牛精神。
人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形式，即用生命来承受命运的重负。这种忍耐，已磨砺为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他们的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牛精神就不亚于任何一种“崇高”和“伟大”了。因为对于像福贵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平凡的小人物来说，人生本来就是如此：他们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从来就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等的支撑，却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的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更不是以死来证明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正是用这种福贵精神，消解生活中出现的苦难和不幸；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并对死亡予以巨大的嘲弄。
三
《活着》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讲的是主人公福贵经历了生活的千辛万苦，他的家人一一离他而去，但他还是坚韧地活下来。它所要表达的是生命中的无常以及芸芸众生的生命韧性。如余华在小说序中所言：“《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余华触及到普通中国人积极的生命观。生命的意义即在于生命本身，它来自“活”。“活”在这里便是挣扎奋斗，是这种挣扎奋斗的成果和胜利：终于活下来了，“活着”便是全部意义。《活着》既让我们看到了福贵活着的艰难，感受到了福贵在艰难的生存中表现出的惊人承受力和舒展弹力，也让我们思考了福贵背后的精神源泉——传统的生命哲学观。
在小说对生命意义的阐述中，在福贵对苦难的承受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体味到传统文化中的道禅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就是佛教中常说的诸行无常和生本不乐的思想观念。“诸行无常”是由佛教提出的重要命题，是说世间一切都是变化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它告诉人们：人的变异不定，接二连三的欲望在现实中难以满足，而人又希望生活能够恒常不变的愿望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发生矛盾，这两种矛盾于人生无法解决，因而一切皆是痛苦。而“生本不乐”则要告诉人们：“人与一切有情识的众生无非是种种物质与精神因缘和合而成，并无实体，但世人无明而对人生自体产生执著欲望，从而心为行役，行为物役，生起种种烦恼，造种种恶丑，历重重苦难。”
生本不乐思想在《活着》中主要表现为人生之残缺，而人生之残缺是由整个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诸行无常之苦果酿成的。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人几十年所遭受的苦难，命运的大起大落让他从富贵的天堂跌入贫穷的地狱。接下来的人生，福贵又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的过程，熬过了一波又一波苦难的波浪，最后只能与老牛“福贵”，在天地宽大的空间顺延天数之命。面对这种人生的无常、残缺与痛苦及人生历程中无法避免的劫难，福贵就像一只顺其自然而生活的蜘蛛。蜘蛛不知道网什么时候破和怎么个破法，但一旦破了，它还要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福贵的人生也同这蜘蛛结网一样，总是会因一些“无常”而难保“网”不破，但是他照结不识，破了再补。也许他会感到人生路上有一股前路茫茫的惆怅和无法排遣的悲哀与伤痛，但他的人生主调绝对是积极的。
当福贵一夜之间败光家产以后，他没有落魄潦倒，而是重拾了生命的意义，从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变成了一个辛勤劳作疼爱亲人的农民。当无奈到面对亲人一一离去，遭受丧亲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摧残之际，他没有颓唐消沉、怨恨愤怒，也没有像春生那样，用一根绳子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默默地在角落里舔着伤口，坚强而又平静地生活下来了，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再一次展示了生命本身的韧性。而且，他那种安闲宁静、泰然处之，俨然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也体现了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的超然和平静。在历经沧桑和令人心悸的伤痛撞击后，福贵明白领悟了：既然无法预测人生命运，无力抵抗人生之途上的无常与残缺而必然经历痛苦和失望，何不破除这些“无明”，不让心为行役，行为物役，平静地享受现有的生活呢？虽然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寡老人，虽然他还仍然对自己的苦难经历异常清楚，但他并没有因为亲人的全部离去和凄凉的晚景而拒绝生存，他以自己韧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灾难。小说结尾描写福贵与他的老黄牛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在古老的土地上耕作、“对话”，并以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唱着古老而又快乐的歌谣，让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那种坦然与和平、乐观与自足，蕴含着宁静而深邃的力量。试问亘古以来的人类又何尝不是凭借着这种“活着”的力量而在这古老的土地上绵延繁衍、生生不息呢？
像福贵这种本来看透人生之无常与残缺不全但仍然从不可抗拒的命运中求适应的精神，也可说不失为一种奋勉进取的精神，而且这种奋勉进取的精神如同真正的佛教的生活精神——出世法和入世法一般，因其自然而肯定，更为持久坚韧恒常：如《活着》中，经过苦水浸泡的福贵到了暮年之际，不是仍然积极地生活着吗？这种活着的背后，分明“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折射出一种对命运的自然承受”，也体现出自然生命的坚韧，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
《活着》形象地阐释了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民族文化象征的功能。但如果仅仅从地域文化的层面分析《活着》，未免有些浅显。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内心。余华说他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在他看来，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真实。可见《活着》所反映的现实是容注了历史的人文精神，迎接过去和将来，沟通人类共同经验的永恒的精神世界。如此看来，《活着》不仅仅道出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而且表现了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所共有的生命哲学。
总之，福贵的生命在经历太多的苦难后，竟变得无限柔韧，坚如磐石。苦难使其生命锤炼得精干，他的生命“在苦难中煎熬，在苦难中成熟，在苦难中超脱尘世”，从而高扬了生命哲学，为我们现代人指正了一种生存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意识充斥着人们的大脑时，在大多数人们处于心为行役而行为物役的生存状态之际，余华告诫现代人：追求物欲是人生中的必然，但一个人活着和存在的真正面貌远非如此，应不断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才是。在这个到处充满激烈和残酷竞争的时代，我们无疑应该积极追求，努力上进，但同时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善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即懂得得与失、痛苦与快乐等是形影相随的。
在《活着》中，作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表达了人生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也寄予了他对生命的关怀与肯定，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苦难但却蕴含了生命之坚韧与乐观的图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活着》就是凡人生存之道的一面镜子，给所有活着的人送来了一剂心灵的慰藉。它告诉人们：面对生命出现的一切苦难和不幸，都不能泯灭活下去的意念，应学会忍耐、包容这些苦难，坚韧地活下去。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活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强大，所以要活着，演绎一出自己的生命韧性史！